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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東
　　 章士釗
　　 魯迅
　　魯迅訴章士釗案———也稱魯迅訴教育部非法免職案，是北洋政府時期一起典型的行政訴訟案件，雖然不是第一起，但無疑是最著名的一起。
　　1925年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部分學生，因不滿女校長楊蔭榆的治校理念和行為，發起驅趕校長的學生運動，即民國教育史上的“女師大學潮”。對於這位女校長，其實我們並不陌生，不僅僅因為她是楊絳的姑母(楊絳曾應社科院近代研究所之邀，寫有關於紀念楊蔭榆的文章，即《回憶我的姑母》)，而且很容易令人聯想起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文中的一句話，“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一個就是她”。
　　文中提到的“她”，就是指在向段祺瑞執政府和平請願時，被衛隊開槍打死的女師大學生，也是魯迅撰文紀念的對象劉和珍;文中描述的事件及細節，恰好是魯迅訴章士釗一案的背景。此時正值北洋政權段祺瑞執政時期，思想相對保守(反對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其採取強硬措施整頓北京高校學風，對女師大學生罷課驅趕校長行為極其惱怒，下令重組女師大，學生與校長之間的矛盾，最後演變成學生與教育部即政府當局的矛盾。而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感受到魯迅對學生同情、贊同與支持———這一時期，魯迅正好在女師大兼課，其與其他愛國教員一道，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並親自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
　　在這次學生運動中，魯迅堅定與學生並肩戰鬥，其實就是站在教育當局的對立面，公然與政府對抗。若僅僅是一名教員，也就罷了，當局也許對他毫無辦法，至少教育總長章士釗會束手無策———二人不僅年齡不相上下，學術和社會影響力也不分伯仲。但問題是，此時的魯迅還擔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一職，是章士釗名副其實的下屬，對下屬的不端行為，作為行政首長，有名正言順的處置權。
　　於是，章士釗一怒之下，提請段祺瑞執政府免去魯迅之職，“以示懲戒”。魯迅儘管不在乎教育部僉事職位，“其實我也太不像官，本該早被免職的了，但只是就我自己方面而言”，但對章士釗提請段祺瑞執政府免去其職務前，未根據文官懲戒條例事先交由文官懲戒委員會審查，即程序性違法，魯迅也就不甘示弱，並表示“至於就法律方面講，自非控訴不可”。
　　於是，魯迅把章士釗告上法庭———北洋政府的平政院。
　　中國近代嚴格意義上的行政訴訟制度肇始於民國，並以平政院設立為標誌。1912年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10條，借鑒大陸法系司法模式———“大體模仿德日鄰邦，而尤似於奧國制”，首次規定，“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述於平政院之權”。兩年以後，北洋政府制定《平政院編製令》，設立平政院，與普通法院即大理院併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更名為行政法院，與最高法院併列，共同隸屬於司法院，直至民國結束在大陸統治。僅從字面理解，平政院的職權似乎很重要，但至少在早期，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高在上，不被遺忘已實屬不易。幸好，有魯迅訴章士釗一案，使這一短暫存在的司法機構，不時進入人們視野。
　　如果實事求是地分析或評價此案，魯迅勝訴的幾率並不大。一方面，魯迅作為教育部職員遭免職，無疑屬於內部行政行為，而內部行政行為不具可訴性，是行政訴訟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此而言，魯迅起訴教育部，在平政院能否被受理都是一個疑問;另一面，其實也是更為關鍵的一點，魯迅在當時的思想文化界，無疑是翹楚，但在司法界，特別是與章士釗比較，要遜色許多。章士釗不僅是教育總長，還同時兼任司法總長，更是民國上海大名鼎鼎的律師，曾先後擔任李大釗案、“七君子”案、陳獨秀案等諸多轟動一時大案的辯護人，熟悉民國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
　　不過，富有戲劇性的是，在該案訴訟過程中，由於段祺瑞執政府的垮臺，章士釗也從教育總長的位置上黯然謝幕，平政院在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裁決教育部對魯迅的處分違法，應予以撤銷，教育部重新恢復魯迅的職務。沸沸揚揚的魯迅訴章士釗案，最終以魯迅的勝利而告終。
　　其實，重提魯迅訴章士釗案，從司法層面講，不是說此案對於中國司法近代化歷程產生多麼重要的影響，總體而言，此案形式大於實質。
　　因為某一案件，如果確實能夠影響司法進程，確立了某項或者法律原則、或者法律程序、或者具體司法制度，最關鍵是帶有可複製性和可參照性，也即我們所說的里程碑式的案件，但民國司法史上，真正里程碑的案件並不多。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對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產生的影響舉世公認，因為它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而正是這一制度，才最終使聯邦最高法院得以與另外“兩權”制衡和抗衡。魯迅訴章士釗案，首先被人註意的或許不是司法、行政訴訟等法律問題，而是所謂的名人效應。如果普通人，比如一名教育部普通工作人員，因被處罰而起訴教育部及其行政首長，北洋政府的平政院能否受理，也都是疑問，更別談什麼勝訴。
　　當然，魯迅訴章士釗案，客觀上，特別是憑藉訴訟雙方當事人的個人社會地位及影響力，使人們普遍瞭解:民可以告官，官也會敗訴。理念是行動的先導，這就是理念。實踐中，同類案件多了，以可觀察的方式總結出理念，相應的制度機制就會變得完善和成熟。這正如時下暴露出的一系列冤假錯案———比如佘祥林、趙作海、張輝與張高平叔侄、呼格吉勒圖———對個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無疑是無法彌補的傷害，甚至是不能被容忍的悲劇;但另一方面，正是這些鮮活的傷害和悲劇，引起我們對防範冤假錯案發生制度機制的重視，進而推動刑事訴訟制度從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向。
　　正是從這個角度，魯迅訴章士釗案，雖不具有普遍性，但其宣傳效應及普法效應不容忽視。　　（原標題：文豪之訴的名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