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餘飛
  “盜竊一個手機居然也能判刑?”
  “這是不是在表演?”
  在北京市丰台區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一起案件開庭審理後,參加旁聽的小學生向法官提出這些問題。
  丰台區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庭長劉軍說,來法院旁聽的中小學生在得到法院工作人員對案件的分析和解答後,經常會表示很受震撼。
  走進法庭旁聽庭審,是近年來青少年法治宣傳教育的一種新形式。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歷年普法活動的重點。從1985年全國開展普法活動起,我國就著力於貫徹“提高全民法制觀念和法律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經過多年的普法活動,青少年的法治意識明顯提高。
  然而,由教育部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中心發佈的《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報告(2013)》顯示,我國青少年學生的法治意識仍然存在短板。
  今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
  四中全會決定將青少年法治教育作為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無疑對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青少年掌握法律知識不全面
  今年5月,教育部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中心聯合發佈了《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調查報告(2013)》。這一調查選取了廣西、湖北、湖南、廣東、重慶、上海、安徽、浙江、河北9地的340餘所中小學的師生及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作為調查對象。
  調查顯示,93.9%的小學生、94.9%的初中生和94.7%的高中生表示法治教育“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只有不足1%的受訪學生表示了對法治教育重要性的否定。
  然而,這份報告也發現了當前青少年在法律知識、法治意識等方面存在的短板。
  報告稱,青少年學生普遍形成了對基礎法律知識的整體認知,但在掌握程度上存在結構上的不完整,在小學、初中、高中三個階段對某些部門法知識的掌握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
  “青少年對刑法的認知率很低,初中生對於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等與自身相關的刑法知識依舊掌握較差,正確率只有20%左右,這點應當引起我們關註。”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說,初中階段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是青少年由兒童轉為少年的階段,也稱為人的初始社會化階段,這個階段必須有對罪與非罪的認知。
  課題組還發現,青少年學生對憲法、行政法和程序法方面的知識整體掌握得較差,而這些公法常識教育在培育公民意識、樹立權利觀念方面非常重要。
  王敬波說,課題組調查發現,在小學、初中、高中的不同階段,青少年學生運用法律的意願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比如說,75.7%的初中生會選擇當他的權益受到損害時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的權益,但是高中生作出這一選擇的比例降到64.2%”。
  調查報告分析認為,青少年運用法律意願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兩點:隨著年齡的增長,中小學生接觸社會的機會逐漸增多,受到社會影響的可能性也逐漸增大,而當前社會中類似“走後門”等現象會對中小學生的法治觀念產生影響,甚至使其規則意識逐漸變得淡薄;第二個原因是,學生隨著年級的增長,課業與升學壓力會逐漸增大,學校、家長乃至學生個人對法治教育的重視程度會逐漸降低,學生可能會基於升學壓力而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其他學科的學習之中,而學校為保證升學率也會壓縮法治教育在課堂教學中的比重。
  “我們通過對9個省22個市340多所中小學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青少年的法治意識、法治觀念剛剛及格,離我們的要求與目標還有很大距離。所以學校和社會教育的空間還很大。”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
  中小學法治教育存諸多問題
  王敬波對青少年法治教育有過深入研究。她認為,經過近30年的努力,學校開展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取得了一些成就,初步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課程體系,開闢了學科教學、專題教育、課外活動、個別輔導、家校結合等多種形式的法制教育途徑,配備了專兼職法治教育的師資,中小學生的法治意識有所提高,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
  “有的地方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認識不足,應試教育的功利化導向造成學校和社會並不真正重視法治教育。”王敬波說,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標還不明確,現行的法治教育更多停留在法律知識的傳播上,忽視對青少年法治意識和信仰的養成教育。同時,法治教育的定位不清晰,法治教育與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敗教育之間的關係沒有釐清。現行的法治教育,將法律知識的傳授融合在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科教學中,主要是思想品德教學中,以“零敲碎打”為主,沒有形成體系。
  “另外,目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社會網絡還沒有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活動主要由地方教委、學校和政法機關等機構聯合進行,社區、家庭、媒體以及互聯網絡的聯合參與力度仍然不夠,資源整合力度依然較弱,有時會出現學生在校學法懂法守法,校外不學法不守法的矛盾現象。”王敬波說。
  王敬波認為,在當前青少年法治教育中,教育隊伍、教材問題也亟待解決。
  “目前各學校的法治教育主要靠聘請的法治副校長和學校的教導主任、德育主任負責,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水平難以保證,甚至存在走過場現象。學校中法治教育工作主要依靠思想品德課教師,這些教師大多沒有經過專門的法律知識和素養的訓練,系統的法制培訓非常欠缺。”王敬波說,當前的法治教育教材也缺乏分年齡分年級的內容。不同年齡、不同年級學生的心理特點不同,身心發展水平不同,可接受的知識也就不同,目前的教材或者生硬死板或者缺乏針對性。教學內容主要限於知識的講解和傳授,遠離學生的生活實際。教學方式大多停留在以理服人的層面上,難以適應青少年身心特點。
  “還有一大問題是缺乏科學有效的評估機制。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法治教育的評估方式主要是聽彙報、查資料、座談等形式進行。評估過程簡單化、評估標準籠統,評估的導向、激勵的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王敬波說。
  教育目標在於培育法治理念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這一課程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王敬波認為,應以青少年法治教育為核心,整合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敗教育、禁毒教育等教學內容,建立公民教育課程體系。
  “實踐中將法治內容寓於德育教材中,容易造成青少年混淆法律規範與道德標準,將違法的事情看作只是違反道德。在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關係上,法治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礎,培養青少年的守法意識是道德教育的前提和基礎。要進一步強調法律素質是青少年學生綜合素質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現在的很多課程,如安全教育、禁毒教育、反腐敗教育等都可以融合在法治教育中。應當改革現行的德育教材體系,形成以法治教育為基礎,涵蓋安全教育、禁毒教育、反腐敗教育等內容在內,以提高青少年公民責任意識為目標的德育新體系。”王敬波說。
  “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體系,還要註意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科學性和系統性。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本目標不在於要求學生形成知識,而是幫助學生通過對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領悟來改造自己的價值觀,成為具有法治理念的有責任的公民。如果法治教育的教學內容設計不合理、教學方式不科學,不僅很難達到法治教育的目標,相反容易引起負面效果。青少年法治意識的形成是一個逐漸養成的過程,需要在不同的階段通過不同的形式不斷強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誠實守信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王敬波說,新時期的青少年法治教育,不僅要註重權利教育和義務教育的均衡,也要註重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的均衡,使青少年的法治教育系統而全面。
  王敬波認為,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體系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應全面整合社會資源,除政法機關外,還應充分調動包括法學院校教師、法學專業學生、社區工作者、律師協會等社會資源和各方力量投入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中。
  “在青少年的教育方式上,雖然現在也有多種方式的運用,但總體上處於比較單一僵化的階段。”王敬波說,從實地調研、訪談的情況看,強調互動、參與的教學模式,如模擬法庭等,更受青少年學生的歡迎,而通過學生的實際參與,也更能強化其對法律知識的理解和對法治理念的認同。
  北京市從2012年起舉辦全市中小學模擬法庭展示活動。北京市東城區校尉衚衕小學就曾“開庭審理”一起“交通事故民事訴訟案件”。
  儘管參與“庭審”的孩子們聲音略顯稚嫩,表情略顯拘謹,但整個模擬庭審過程步驟齊全、程序完備。現場觀摩“庭審”的一名同學說:“我現在知道了法律是要講究證據的。”
  製圖/李曉軍
  (原標題:法治教育不是灌輸知識而是培育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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